从雾霾到污染,到能耗再到低碳……这些天,如何保护我们所处的环境,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篇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博士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协办的北京市勘察设计测绘行业工作会暨首届城市规划设计论坛上的报告,从宏观的层面,对中国城市和建筑适应生态需求的方式进行解读。
(本文为DR《设计与研究》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联系该刊并注明) 演讲人:仇保兴
谈到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首先要看看我们国家发展低碳生态城的必然性。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距今有一万年历史的耶利哥城遗址,位于约旦河边,是一个村落型的城市,代表了人类最初聚居的形式。而现在,阿拉伯国家投资了200多亿美金建设5万人口的阿布扎比“零排放”生态城。这期间,人类经历了一万年的文明发展史,一万年间,城市承载着人类所有的梦想,也是最大、最复杂的人和自然的复合体,有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既是人类光明的未来,也是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痛苦,以及黑暗前景最主要的载体。
↑耶利哥城遗址
↑阿布扎比“零排放”生态城 低碳生态城是推行生态文明的主要支撑者。为什么对城市的判断会出现两极分化呢?城市的形态与文明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商贸城与城堡与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经历了将近一万年的时间。而现行的工业城市,采用了讲求功能分区的规划模式。工业文明只有三百年的历史,但这三百年的时间就把能源消耗得差不多了,把生态破坏得差不多了,把资源索取得差不多了,排放二氧化碳的浓度也达到了极限。回过头来看,农耕文明本质上还是一种循环经济,虽然经历的时间长,但是对整个自然环境影响并(BIM)不大,工业文明用短短的三百年做了农耕文明上万年都做不了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主动提出,人类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靠什么支撑的?就要靠生态城来支撑。生态城的理念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不同的版本,我认为它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大自然干扰或者索取最小的城市发展模式。
↑世界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 低碳生态城是应对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系统工程。与其他大国不同,我们国家以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4%的石油、2%的天然气储量推动着全球21%人口的城市化,资源、环境受制约的情况非常严重。城市消耗了世界85%的能源和资源,排放了同等比例的废气和废物,我国80%流经城市的河(BIM工程师)流受到了严重破坏。如果将能源消费分为三个主要门类,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平均消耗了37.7%,交通消耗了29.5%,建筑消耗了32.9%。由于中国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所以中国建筑消耗的能源约为27%,交通消耗了8~9%,工业消耗了近70%的能源。
↑世界与发达国家能源部门消费结构 技术的革新、碳排放税的提出以及贸易绿色壁垒的出现等因素,会促使工业主动减排,同时,城市工业也会不断地提升转型。但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固定化以后,其排放会与时俱进,成为刚性需求。美国郊区化以后带来的能源高消费模式,因而产生的人车依赖模式,不是一两个奥巴马能解决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始终解决不了他过去犯下的错误。我们现在的建筑模式、城市模式和交通模式一旦犯错就是刚性的错误。 这就是我们行业的责任,我们现在所做的,不仅会影响现在的生活,也会影响子孙,影响整个人类。美国因为人均排放量大,所以在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中独树一帜。而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现在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中国走上美国的城镇化道路,达到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就会占到全世界的2/3。这个局面,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 低碳生态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八国首脑会议提出,到2050年必须要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50%,中国也同时做出了承诺。85%的人工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城市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城市能减少排放,整个大气排放就可以抑制住。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在城市。 低碳生态城是“使生活更美好”的抓手。中国中后期的城镇化要求,必须从原来的数量增长型的城镇化转向生活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幸福,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幸福,这才是世界城市的本质。上海世博会在这时候召开,就相当于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在当年在美国召开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城镇化的中后期必然会注重城镇化的质量。世博会提供的最佳实践区,当然并不是说全球都是这样的,但提供了低碳建筑、低碳城市的优秀样板,值得我们推敲、学习和借鉴。 低碳生态城已成为全国各地城市发展的新模式。目前有多个城市,如天津、上海、唐山、株洲、合肥、深圳、保定、日照,都主动提出要打造卫星城或者某几个城市的片区建立生态城模式,引领地区城市发展模型的转型。低碳生态城跟绿色建筑一样,需要具有本地气候适应性。
↑唐山曹妃甸生态城
我国城市的发展转型伴随着工业化,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产物。发达国家有一些措施在我们国家很难实现,因为人家的低碳生态城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我们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所以我们推行生态城就必须结合城市产业转型和低碳工业模式或者低碳社会模式。 我国低碳生态城发展正处于城镇化的高潮期。高潮期就意味着城市的可塑性非常大,引入一种新模式来建造城市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举个例子,在欧盟,经过测算,要降低1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需要250~350欧元,而在中国只需要花费欧盟的1/10即可。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定型,要重新改造,成本非常高。我们国家,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目前需要建大量新的卫星城满足城市化需求,这些卫星城都可以采用生态城的模式来建设。我们处于快速发展、快速变化的时代,每年规划设计的面积和新的建筑数量众多。这就首先要求建筑是绿色建筑,社区是生态社区,在这个基础上,走上生态城市顺理成章,而不应该采取二次开发的方式。既有的城市,我们也可以采取渐进式的生态改造模式。
↑传统农耕文明造就的村落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始生态文明理念有益于低碳生态城的建设。东方民族独有的“背景观野”有利于推行生态城发展模式。我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说,游牧民族的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资源掠夺得差不多的时候,赶快骑上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游牧民族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天生不敏感,但中国人有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一个姓氏居住在一个地方至少五六百年,甚至长达上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细心地呵护周边的生态,才能与自然共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敬天、顺天、法天、同天的原始生态意识,这是西方民族做不到的。哈佛大学的著名专家曾经针对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思维做过实验,西方人的思维是两点成一线,拿一把枪瞄准一个地方打,东方的思维是扫描式的,首先分析背景环境,这是人种在长期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差异。中医是辩证的疗法,头痛有时候可以医脚,完全是不同的生态观和世界观。这对城市的造就是有借鉴意义的。
↑师法自然的中国传统园林 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现行城市发展形态为低碳生态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这些理念都贯穿在中国人东方与自然息息相存、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我们可以超越西方纯技术的高投入、高消耗的产业发展。
↑嘉峪关
↑丽江古城 地形复杂、国土辽阔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低碳生态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在中国任何一个土地上,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文化所造就的不同建筑和城市形态,这些形态都存在了几千年。 我国低碳生态城必须走城乡互补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一百多年前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霍华德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城市和农村必须结为夫妇,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结合将会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现在南方一些省份把农村改造成城市,把农民改造成工人,把农业改造成工业,这种模式其实是片面用城市的观点来强制转型,把农业、农村搞成跟城市一样,如果按照霍华德的观点,这就不是夫妇般的结合,仿佛成了同性恋。我们通过城乡互补的发展使农民能够从农业这种第一产业迅速过渡到农家乐等第三产业,以及绿色食品的生产。这时候的途径就不会像早年乡镇企业发展的模式,给后代留下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新农村建设,要纠正化学能源农业和农村城市化的倾向。
↑农家乐 创新城市发展模式能够深化国际合作。新一轮的国际合作在深度、广度上都跟以往不一样。在广度上,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能够结成一个超越历史形态、超越国界的同盟。不管气候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球的温度,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全世界主流道德意识的共识,中国不遵循这种道德意识肯定是不合理的,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为我所用。从深度上来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和国际间共同的道德意识,所以许多发达国家能够超越对高科技技术的禁令,把技术拿到中国来,我已经接触过美国、德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他们愿意这样做,即使为了子孙后代,也应该这么做。同时,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都有意愿在我国建立生态产业中心。最近,习近平同志到瑞典访问,瑞典首相还劝我们在瑞典合作发展生态城。以城市为单元整体降低CO2排放,完全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构成协议,可利用CDM来获取额外的资金。 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必然是社会和谐,充分体现社会公正的城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城市建设也要体现和谐社会。
1.推行太阳能屋顶计划。国家财政补助20元/W,而现在的成本是12元/瓦。随着政策出台,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的新增装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的增长几乎呈现垂直上升的态势,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能源服务公司模式将跳跃性增长,年总产值可达2000亿以上。
↑太阳能屋顶 2.评选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像北京的各个区、县都可以按照地级市参加评选,如果当选,可以获得国家几千万的政策补助。现在很多城市都热衷去争取各种牌子,连中央电视台搞出来的“魅力城市”也要去争取。这些牌子都是要花钱的,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有几千万元的补助,这是实实在在的。 评选的标准包括:已对本地区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资源进行评估;已制定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规划及近2年的应用实施方案;应用规模是地级市不低于200万平方米、或应用比例不低于30%;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不低于300万平方米。当选后获得的资金补助为每个示范城市5000~8000万,示范县1300~1800万;补助资金使用方式可以综合采用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资本金注入、设立种子基金等。 3.推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补贴和北方地区热改。在北方城市获得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称号有个前提,必须先进行计量改革。北方地区城镇建筑总面积仅占全国城镇建筑总量的10%,但耗能占全国40%。现在国家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进行补贴:严寒地区55元/m2,其中室内计量与温度控制占30%即16.5元/m2,室外管网热平衡改造占10%,即5.5元/m2,维护结构(包括外墙、窗户等)占60%即33元/m2;寒冷地区45元/m2,比例与严寒地区相同。 现在北京某些的节能改造是错误的。首先把外墙和门窗都改造了,但阀门不会控温,原来室温18℃,外墙包装后室内32℃,只好开窗,一开窗,改造的效果都浪费掉了,还节什么能?正确的方法是先进行计量改造,用多少热就交多少钱,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后,住户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关掉暖气。然后再进行外墙保温和门窗双层玻璃的改造。这时住户会欢迎这样的改造,而现在,是“被保温”了。 对于供热计量改造,有的专家认为,一个房间热,别的房间不热,80%的热都会传递过去,等于白改造。我国民宅夏季能耗比美国低一半以上,我们是分体空调,人家是中央空调,分体空调的特点是哪个房间需要降温就降温,不管其他房间。按照上述专家观点,热还会跑进来,那怎么可能减少那么多能耗?事实上,最差的墙体保温性能也远高于窗子,窗子的导热系数10倍于墙体,大部分的热与其说是从墙体漏走的,不如说是从窗子跑出去的。 4.推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与监测。我们国家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比日本高30%,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是民用建筑的5~10倍。因此,我国出台了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检测系统补贴示范城市,拿到这个称号,国家会提供几千万到一亿的补助,要求对所有大型建筑纳入在线检测范畴,每年对所有大型建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能耗做出统计。能耗最低的我们给予鼓励,能耗最高的前十名,我们强制性进行改造。
↑城市公共建筑单元二氧化碳排放动态监测评价 5、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对高等级的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的绿色建筑我们给予一定的奖励,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上海、广东等许多地方正在学习和借鉴,有些采取了配套费返还5%等简单措施。 建筑能效测评等级证书:由能效测评机构对建筑物能源消耗量及其用能系统效率等性能指标进行检测、计算,并给出其所处水平的报告,依据能效测评结果,对建筑物能耗等相关信息向社会明示。
↑建筑能效测评等级证书 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对新建筑开工前进行预评价,对已建成建筑进行“四节二环保”性能的评价;将“绿色建筑”从一个专业术语转变为建筑项目管理的一般流程;取缔冒牌“绿色建筑”的生存空间。
↑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6.“节水型城市”活动。北京的节水工作做得比较好,现在生活用水量在持续稳定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在节水的深度上下功夫,比如对灰色水和黑色水分别进行控制和使用,雨水收集,雨水分级储藏。采取这些措施后将达到再节水30%的目标。可以说,北京市的节水容量非常大,几乎能节约出一个南水北调的水量。
↑水循环利用——再生水 7.推行“无车日”和评选绿色交通城市。北京是中国所有城市中人均汽车拥有量最高的。这对北京改善空气质量和成为低碳城市、世界城市,都有巨大的威胁。将各种机动化交通工具能耗进行比较,以公共汽车为1,自行车是0,电动自行车0.73,摩托车5.6,电动自行车的能耗不到摩托车的1/7,比公交车能耗还低,而占据的空间只有小轿车的1/20。
↑各种机动化工具能耗比较 我们国家目前对购买电动汽车给予600元补贴,但购买比电动汽车还要节能50%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却没有补贴,还处处打压,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电动自行车既不节省空间,也节省能源,将来还可以跟家庭的屋顶太阳能充电板连接在一起,用太阳能充电。 8.启动“绿色照明示范城市”,财政将给予补贴。 9.发布“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导则。对全国各地各类生态城市进行评价、考核、指导。 10.鼓励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勘察规划建设领域,是践行“生态文明”最为主要的行业。而践行“生态文明”,必须从转变城市建筑模式着手。我国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必须遵循渐进性、多样性、成本可控性、可推广复制性等原则。在低碳生态城创建过程中必须充分依靠“从下而上”的创新与参与和“从上而下”的激励与引导相结合。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变意味着国际合作的广泛深化,并将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本文根据仇保兴部长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协办的北京市勘察设计测绘行业工作会暨首届城市规划设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本文刊登于DR《设计与研究》022期,欢迎转发,如需转载请征得本刊同意,并保留上述说明。 *本文根据仇保兴部长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协办的北京市勘察设计测绘行业工作会暨首届城市规划设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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