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包豪斯在日本
日本现代设计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864年开始的明治维新,逐步促成了日本人对工业标准的认识,奠定了现代设计的一个认识、制度化的基础,到1924年前后,开始探索现代设计,这个时期内,有日本人参观包豪斯。记录有石本喜九治、仲田喜之助在1922年11月13日参观了魏玛包豪斯,之后,又有大内喜一郎、崛口舍已在1924年参观了魏玛包豪斯,会见了格罗比乌斯。
崛口舍己是日本现代建筑非常重要的先驱人物。20世纪初,西欧的建筑师对徒具形式的历史风格开始了猛烈的抨击,并摸索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相适应的新建筑、新风格。同样,在日本,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建筑师不再沉缅于过去的历史以及所积淀而成的风格,开始追求新的建筑形式,现代建筑的萌芽于是在日本产生了。1920年日本最初的现代建筑运动——“分离派”便是在这样的潮流中应运而生的。由崛口舍己、山田守等6人组成的该流派,主张摒弃过去的风格,与维也纳的分离派在理论上一脉相承,甚至连名称也直接搬用了过来。但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与当时德国的表现主义实为一路,把建筑还原成不定形的体量和线条,挖掘个人内心的情绪并投射、外化为具体的形态。到1930年代,表现主义建筑逐渐消退,理性主义开始占据主要的建筑舞台,从而迎来了日本初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十年鼎盛期。理性主义建筑强调平面布局的合理性;追求施工、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和经济性;以钢铁、玻璃、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塑造几何学特征的建筑形式。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当数于1932年竣工,被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盛赞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现代建筑”——东京中央邮电局(图3-7),其外观采用不作任何修饰的钢筋混凝土材料,形式朴素、简洁。此外,还涌现出了如谷口吉郎1932年设计的“东京工业大学水力实验室”,土浦龟城1935年设计的“土浦龟城邸”、山田守1938年设计的“东京递信病院”、崛口舍己1941年设计的“若狭邸”等一批精致典雅的理性主义建筑。如果看看崛口的笔记,就会发现包豪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影响。
图3-7
1926年5月,吉田熏参观了新落成的德绍包豪斯,会见了格罗比乌斯,
1929年3月,木野正已访问德绍包豪斯,这时的校长已经不是格罗比乌斯,而是汉斯.迈耶了。
在包豪斯留学的日本学生是水谷武彦,他把包豪斯的思想带回日本,成为日本重要的美术、建筑教育家,通过各种活动,在日本推行现代设计。水谷武彦生于1898年,1921年在动机美术学校图案系毕业,1927-1929年,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到德绍包豪斯留学。1930年回国之后,在动机美术学校建筑系担任教授,开设了包豪斯体系的“构成原理”,这套教学系统,后来传入台湾、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之后,形成我们熟悉的“构成体系”中的“三大构成”,究其缘起,是从包豪斯经过水谷武彦而来的。他在战后在东京都立大学担任教授,1969年去世。水谷武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影响非常大一位就是柳宗理。
1930年1月3日,另外两个日本学生进入德绍包豪斯,他们是山胁岩(Iwao Yamawaki)和山胁道子,他们跟随包豪斯迁移到柏林,毕业之后回到日本,在日本推动包豪斯式的设计改革,是最早来自包豪斯的直接影响。
把包豪斯系统介绍入日本的第一人是评论家胜见胜(Masaru Katsumie ), 他在1948 到1949 年在日本的《工业艺术新闻》(Industrial Art News)杂志担任编辑。从那时开始,他全力以赴地推广欧洲为中心的、以“好设计”( good design)为宗旨的设计体系。他一方面把包豪斯20 年代在伊顿认为设计应该是凭据直觉和纳吉的理性主义立场争论带进日本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同时还把大量的西方关于设计的著作介绍人日本,其中包括英国作家赫柏特· 李德的《艺术与工业》(Art and Industry)等。 Katsumiu把1950 年称为日本设计第一年,从那时开始,到1955 年左右,日本设计教育开始大规模发展,不少重要的设计学院在那个期间成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1951 年成立的创意艺术教育学院(the Creative Art EducationInsitute)、1954 年成立的桑泽设计学校(KuwazawaDesign Schoo1)、1955 年成立的视觉艺术教育中心(the visual Art Educational center)等等。在这些学校中都有采用了比较明确的包豪斯设计教育体系。胜见胜的这个推动,不但影响了日本自身的设计教育发展,也间接的影响了台湾、香港的设计发展。
柳宗理( Sori Yanagi)是另外一个把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和思想,结合日本民族传统设计发展成体系的一个设计家。柳宗理1936-1940年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1942年起,任勒.柯布西埃设计事务所派来日本参与改进产品设计工作的夏洛特.佩利安的助手。1954年任金泽工艺美术大学教授。1977年起任东京日本民艺馆总监。柳宗理虽受到包豪斯和柯布西埃的影响,但他在主持日本民艺馆时他的主要兴趣仍在日本乡土文化上。在他看来,民间工艺可以让人们从中汲取美的源泉,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的真正意义。他坚持自己对现代设计的独特见解和创作个性。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的宗理,走遍了日本各地,深入日本的民间生活,在民间工艺中发现了人类生活的根本和真正人性化的源泉。这反而正是工业化时代所最应该学习的,他深深感受到传统和创造其实是在同一点上。之后,他设计出无数包括家具在内的工业产品,成为现代工业设计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直坚持着他的设计哲学,排除设计师的一切自我主张,最大限度地追求在生活场景中使用时的功能性和舒适度,才是最高境界的设计。他的作品没有希奇古怪,非常朴实无华,充满了理性、功能性的特点。
本节内容参考了王受之教授在新浪博客的文章——《包豪斯咋日本》。
(三)日本的钢结构建筑
1854年1月,美国舰队舰长佩里(Perry)首访问日本冲绳岛。日本开始打开国门,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1858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和兵库四个港口,以及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和大阪两市。
1863年,日本创建了长崎钢铁厂。
1894年,日本海军造船技师,若山铉杰把欧洲的钢结构引进日本,采用钢材管状柱子,热轧角钢桁架梁,设计、建造了日本最早的钢结构建筑——东京京桥三层楼的秀英社印刷厂(图3-8)。
图3-8
1903年,横河民辅设计、建造了钢结构的三井银行总部大楼(图3-9)。
图3-9
1905年,日本“建筑界的黑山羊”,下田菊太郎设计了长崎市香港上海银行大厦(图3-10)。该建筑使用了大量的钢铁,是横滨时代日本钢结构建筑的典范。
图3-10
1909年,日本钢结构的开拓者,佐野利器完成了建筑面积500m2,三层楼高,钢材框架结构的丸善大厦(图3-11)。该建筑完全采用钢材建造钢框架,外观虽然还保留着古典建筑风格,但明亮的玻璃建筑(大型窗户和门)立面,却给人一种新型建筑的感受。
图3-11
佐野利器(1880~1956年)是日本著名的建筑结构、结构力学和建筑设计师,为推进日本的钢材结构建筑发展,专门在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注意,不是建筑系!)开设了“铁骨结构学”这门课程。把钢结构建筑这门课程开设在机械系里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借鉴机械行业数百年来所积累的钢材制造、加工和使用经验;可以充分利用机械系里的师资、教材和实验设备。如果放在建筑系,则师资、教材和实验设备等都要另起炉灶,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四)日本的住宅产业化现状
在日本近代史上,他们对西方文明(包括建筑)始终有一种敏锐的鉴别和欣赏能力,很容易产生激情并积极的跟进。
沃尔特·格罗皮厄斯(1910年)提出“住宅产业化”不到十年的时间,即1920年左右,“预制装配住宅”就作为一个新概念传入了日本。
1932年,一批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建筑系教授创办了“新建筑工艺学院”,注重“包豪斯”的体系和总体性(绘画、雕刻和家具制作等)。当时也有少量的实验性工业化住宅的研发,但这些试验都没有发展到工厂化大批量生产销售的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刺激,日本的工业得以迅速恢复。1952年日本的钢铁产量达到了485万吨,这就意味着日本建筑业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到了1954年,日本钢材产量达到了1607万吨。1965年,日本钢材产量达到4116万吨。
在20世纪50年代,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日本各个工业领域纷纷从军品转向民品。钢铁行业开始大量生产冷轧薄钢板和轻质型钢。在技术和产品二方面为发展产业化的钢结构住宅奠定了基础。
1955年,日本成立了轻钢建筑协会,它对日本钢结构住宅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根据日本预制装配建筑协会的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预制装配住装配式结构宅中木材结构占18%,预制混凝土结构占11%,而钢材结构系列比例已经多达71%。
日本的钢材结构建筑和他在其它产业的发展一样,仍然是原创不足,模仿有余。由于早期西方的钢结构住宅都提倡大跨度、可分隔,基本上都是采用热轧型钢的梁柱结构体系。而日本住宅建筑又一直是采用中国古代的梁柱结构体系,所以日本人在住宅产业化的起始阶段就一头扎进了梁柱建筑体系里,至今都难以自拔。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发明了日本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的3D模块化住宅。图3-12是日本一家3D模块化住宅生产线上正在制造的3D住宅模块。
图3-12
图3-13
图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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